法国总统的亲华与_网易新闻

中国人多愁善感,善于给外国人戴上各种“帽子”。但接下来的专题通过回顾二战后的法中关系,将告诉大家一个事实:无论是老朋友,还是敌人,都是一种暂时性称呼。

1969年,法国总统戴高乐(右)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。1964年法中建交后不久,戴高乐在会见尼克松时,反复解释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理由。

1964年5月31日,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·贝耶(Lucien Paye)向正式递交国书。

1964年,戴高乐让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,他还曾表示要访问中国,并公开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表示支持和尊重,他也是第一个被中国称为“中国人民老朋友”的法国总统。

不仅如此,戴高乐在任职期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,迫使美国从法国撤出基地,独立发展核力量,奠定了延续几十年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。

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一位热爱东方文化的人,对也素无好感,他在二战前对1936年“联合阵线”政府态度冷淡,二战期间在“自由法国”运动中排斥人,委内瑞拉并在诺曼底登陆后让法军加速前进,以免使人数高达50万的地下军获得太多民众支持。委内瑞拉1968年5月,打着“毛主义”旗号的“五月风暴”在法国各地风起云涌,戴高乐政府的态度是强硬压制,拒绝妥协,并未因对方是“红色中国的信徒”就另眼相看。

由于二战的沉沦,战后的法国在西欧一直抬不起头,国内党派纷争,政局混乱,非洲殖民帝国的瓦解,尤其是对阿尔及利亚统治权的丧失,又极大损害了法兰西的民族自尊心和戴高乐的个人威信。在这种情况下,高举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旗帜、重塑独立自主大国形象,成为戴高乐眼中提振法兰西民族凝聚力的捷径,摆脱美国和北约的窠臼,亦成为实现独立自主目标的必然选择。

在印度支那、在非洲殖民地,戴高乐早已和红色中国打了许多交道,在他看来,和同样被孤立、游离于东方阵营之外,需要朋友的中国结交,是既务实又稳妥的策略。相较于他拥抱苏联可能引起的轩然大波而言,和中国结好既有助于塑造法国独特的外交形象,又不会引发过多争议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上世纪60年代,红色中国在法国形象非常正面,以萨特为代表的一大批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公开宣称信奉思想,电影界、文化界和工人阶层中都有大批新中国的支持者,“和中国握手”不但能得到广泛民意支持,还有助于分化强大的法国左翼势力——由于中苏论战,法国左翼内部已出现明显裂痕。

效仿戴高乐政策的蓬皮杜下台后,1974年,成为法国总统的德斯坦是第一个亲访中国驻法使馆的法国总统,并在公开撰文悼念时,将之称为“人类思想的灯塔”。 但德斯坦任上中法关系并无大的突破,和同一时期中美、中日关系的迅速接近相比,实在相形见绌。不仅如此,在他任上还发生了著名的“白天祥事件”[

作为法国中右翼领导人,德斯坦并不是社会主义者,他对所表示的敬意,在一定程度上为的是迎合当时亲中的法国知识分子阶层,而这一阶层是德斯坦派的主要支持群体。

密特朗总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位、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左翼总统,来自社会党,自称相信社会主义,在他任职的14年里,法国向中国输出了不少高科技产品和技术,这一时期的法国也被称为“对华最慷慨的西方国家”,但也正是密特朗总统,成为第一位公开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法国总统,他更向台湾出售拉法耶特护卫舰和幻影-2000战斗机,“动手”甚至比美国还早半拍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,法国思想界出现“右转”的倾向,中国由学习、羡慕的榜样,蜕变为批评、指责的目标,当时法美关系明显改善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51-tea.net/,委内瑞拉法苏关系也发展迅速,中国作为牵制两个超级大国、彰显法国独立自主个性象征的作用在逐渐减退,法中关系忽冷忽热也就在情理中了。

与戴高乐不同,希拉克总统对东方文化熟悉、喜爱,在任期间积极主张解除对华军售限制,推动法中双边交流,又是一个被称为“中国人民老朋友”的法国总统。但这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和中国有过正式交往的资深右翼政治家,事实上是最早在法国公开批评中国政策的政治家之一,他也曾指出,某些法国文艺界、思想界人士对中国、对“毛主义”,乃至对许多中国事物的推崇和爱好,“不是出于了解,而是出于误解”,他在任上对中国态度友善,一是出于后冷战时期彰显法国大国形象的考量,二是中国国际地位、尤其经济地位的提高,使得法国可以在对华交往中获得更多实惠,发展法中经贸往来,是右翼的主要支持者——法国工商界的愿望。

与日本首相小泉因为要解决国内问题而大谈靖国神社相同,萨科齐对中国的表态更多也基于内政考量:福利社会错综复杂的积弊,需要他推行大刀阔斧、注定得罪很多人的改革,这迫使他在国际问题上更多是采取迎合美国的守势,而在国内问题上则采取攻势,积极争取中间和左翼选民,大谈人权、谴责中国,也就变得顺理成章。

然而随着国内改革的接连受挫,尤其2010年法国中期选举执政党惨败,萨科齐支持率降到谷底,他不得不再度寻求在国际事务上的突破,重归戴高乐主义传统路线,和美国重新拉开距离,这就让法国和中国在某些国际事务(如金融监管问题)上再度找到共同语言。

由于种种原因,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,法国主流社会对华思维发生巨大变化,由“盲目崇拜”转变为“盲目排斥”,主张泛欧洲主义的左翼政党尤为排斥中国,这种思潮对法国政治生活和选举都有深刻影响,即以萨科齐参加的总统竞选而言,三位主要候选人中,左翼的罗亚尔在达尔富尔问题向中国多次发难,中右候选人佩鲁则宣称抵制北京奥运,很显然,在这种背景下,所谓“”是法国政坛当时的常态,不论法国国民议会或欧洲议会,这种声浪都比萨科齐有过之而无不及,而当时单挑出萨科齐一人,称之为“政客”,似乎不够公平。

戴高乐和他的追随者在对华问题上常趋于冷静、务实,萨科齐也并不例外,如中国在非洲发展问题,法国国内指责中国“新殖民主义”的声音很响亮,但萨科齐却很少提及;主张对华实施关税报复、对人民币汇率强硬施压的法国政客也很多,而萨科齐同样出言谨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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